第四十六章 建功但不要居功 (第1/2页)

用于人，则空往而实来，缀而不失，以究其辞。可钳而纵，可钳而横；可引而东，可引而西；可引而南，可引而北；可引而反，可引而覆。虽覆，能复不失其度。
　　
　　要想为人所用，必须在提出方案之后，做出实际的业绩来；要与对方的事业紧紧连缀，勿使失误；要经常研究对方的辞令，揣度其意图。这些关键点把握之后，就可钳住对方，或纵或横，或东或西，或南或北，或反或覆。尽管如此，还是要谨慎从事，不能丧失节度。
　　
　　找到了一个好的平台之后，自然希望得到别人的重用。这时，就不能空逞口舌之能，还必须做出实际的业绩来。这就是鬼谷子所说的“空往而实来”的道理。如若不然，就会像诸葛亮舌战群儒时讥讽张昭的那样，“坐议立谈，无人可及；临机应变，百无一能。”那岂不又有“纸上谈兵”之嫌了。
　　
　　有一则古代寓言，说鲁国有一个人非常喜欢钓鱼。他用名贵香料肉桂做鱼饵，用黄金打造钓鱼钩，整个鱼具还点缀上银丝及碧绿的玉石，垂钓的丝线是翡翠色的。他拿竿的姿势非常标准，选择钓鱼的位置也很正确，但是钓到的鱼却没有多少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做任何事情，都不能只将注意力单纯放在外在的形式上，而忽视了其实际的效用。同样，为人所用，就要拿出真才实学来，而不能过分追求搭花架子装点门面，这是很难有所收获的。
　　
　　当年，孙武向吴王阖闾进献兵法13篇，即后世所称道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吴王读后大悦，当即任命孙武为大将。史载，孙武曾率兵“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齐晋，显名诸侯”，为吴国的霸业立下赫赫战功，从而赢得“兵圣”的千古美名。
　　
　　古代辅佐帝王的名将名相，一般都具备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于主”的精神。只有这样的将相，才能称得上是国家的宝贵财富。蜀汉丞相诸葛亮在率军攻打魏国前，曾写下《出师表》，表明自己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的精神。但是在连胜几阵的大好形势下，由于错用“言过其实”的马谡镇守街亭，导致街亭失守，蜀军一下子转胜为败，满盘皆输，只好撤军回国。诸葛亮为了严肃军纪，挥泪斩了马谡。他对自己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责，上奏幼主刘禅，请求把自己连降三级，并将自己的过错公布于全国，让大家揭发其缺点。诸葛亮的所作所为，令人钦佩，真不愧为“国之宝”。
　　
　　用之于人后，靠自己的努力做出了成绩，积攒了一定的威望，这是令人快慰的事。但是也要当心，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，这会引起小人的妒忌。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，甚至会引起人主的猜忌。唐时贤相魏徵，常常当面指出唐太宗的过错，让唐太宗下不来台。有时唐太宗也恼的慌，甚至想把他杀掉。但恼过之后，仍是觉得魏徵不错。他说：“别人说魏徵疏慢，可我总觉得他妩媚好看。”魏徵因犯颜直谏，虽总有被杀头的危险，但始终有惊无险，一方面是因为魏徵心地磊落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；另一方面，则是因为他遇到的是唐太宗这样的明君。在古代历史中，同样是为国出力、肝脑涂地，因为遇到的君主不同，结局往往会大相径庭。战国时代著名改革家商鞅的悲剧性结局就是一例。
　　
　　战国时期，秦孝公任用商鞅实施变法。商鞅变法取消了贵族的特权，规定重新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。贵族由此失去了无功受禄的特权，对商鞅十分不满。而秦国经变法以后，很快强盛起来，生产力大大提高，国库充盈，将士作战勇猛，威震六国。商鞅因变法有功，受封商地十五邑，号商君。在变法过程中，太子的老师触犯了法律，商鞅为了使新法能得以实施，依法进行了严厉公正的处置。太子曾为老师向商鞅说情，但无济于事。从那时起，太子便对商鞅恨之入骨，欲除之而后快。孝公驾崩后，太子嗣位，史称惠文王。有人趁机诬陷商鞅谋反。惠文王虽然清楚商鞅没有谋反，但为了出气，还是下令逮捕商鞅。商鞅此时在自己的封地，听到消息便只身逃了出来，打算潜往别国躲避。这天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商鞅急于逃离秦境，便匆匆赶路，来到关下，不想被守关军士拦住，声称：“商君有令，黄昏后非公事不得出城。”商鞅只好来到一家旅店，要求住宿，老板走出来说：“请问您是谁，我要接待了身份不明的人，会被杀头的。这是商君的法令，违背不得呀！”商鞅当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他走出旅店，仰天长叹道：“想不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，竟反过来害了我自己！”商鞅后来被抓回咸阳，受车裂之刑而死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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